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清河地区的一座县城外，李干事和王恺被一队伪军截住。两人身上藏着枪，前面是敌人的哨卡，身后又没有援兵，稍有迟疑，身份便会暴露。谁也没有想到，押住他们的“敌人”中，竟有他们苦苦寻找的地下工作者杨仲信。
这段故事见于相关革命故事和地方回忆材料。由于现有叙述没有交代确切年月，人物的具体职务与行动细节也缺少完整档案相互印证，不能把所有情节都当作已经完全核实的战史。不过，故事所呈现的敌后斗争方式，与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的实际环境是相通的。
当时的清河地区，位于山东北部，靠近津浦铁路和渤海沿岸，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为了切断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频繁组织“扫荡”，伪军则负责封锁道路、搜查村庄和盘问行人。八路军部队往往分散活动，弹药紧缺，情报和交通线比一场正面交锋更为要紧。
清河军区一次获得消息，日军正在渤海湾一带调集兵力，可能对根据地发动新的清剿。要确认敌情，还要把消息送回部队，仅靠公开渠道已经不够。潜伏在敌伪系统中的杨仲信，成了关键人物。
李干事和王恺奉命进城联络。他们没有穿军装，而是扮成到县城卖枣的商贩。李干事装作掌柜，王恺充当长工，身边放着两筐红枣。这个身份看似普通，却有一个好处：可以在街面上停留，可以与各色人等搭话，也不容易引起盘查者的立即警觉。
伪装不是换一身衣服那么简单。说话的口音、走路的姿态、对货物的熟悉程度，都可能成为破绽。王恺负责招呼客人，李干事则留意街口和客栈方向。两人越是心里紧张，表面上越要像真正的商贩。
他们约定在顺义客栈附近接头。可是等了很久，杨仲信迟迟没有出现。枣子卖出去大半，街上的行人换了几拨，约定的人仍不见踪影。敌后接头最怕两件事：一是联络人已经暴露，二是接头地点被敌人盯上。
李干事没有继续冒险，决定带王恺离开县城。就在两人收拾担子时，一个穿着便衣的中年人走到摊前。他没有马上买枣，只是反复打量两人，随后压低声音说：“天气不错，只是热了些。我的亲戚杨仲信，最喜欢这样的天气。”
这是预先约定的暗语。李干事和王恺没有表现出异常，只用约定方式作答。中年人随即离开，没有多说一句。两人由此判断，杨仲信可能已经遇到麻烦，原定计划必须改变。
离城途中，真正的危险出现了。路口的凉粉摊旁，几名伪军正在盘查过往行人。李干事试图用商贩身份应付，并拿出银元打点，但伪军头目并未放行，只冷冷说了一句：“搜身。”
枪就在身上。
再退一步，两人的身份便会暴露；继续纠缠，搜查也无法避免。情势逼迫之下，李干事突然拔枪射击，王恺也随即投入战斗。枪声打破了街面的喧闹，几名伪军仓促还击。两名侦察兵人数太少，很快被逼到路旁，行动几乎陷入绝境。
也就在这时，伪军队伍中有人大声喝止：“都别动！”
来人正是杨仲信。他此前已经化名潜入伪军内部，并以“黄队长”的身份活动。外表看，他是敌人的一员；实际上，他一直在设法搜集日军调动、伪军布防和交通检查等情报。李干事和王恺寻找的，正是这个身份难辨的联络人。
杨仲信举枪鸣示，迫使周围伪军暂时停手。敌伪队伍内部本就各怀心思，普通士兵不愿为了一场街头冲突拼命，加上杨仲信掌握着现场指挥权，局面很快出现松动。他趁乱把手雷、子弹和已经掌握的敌情交给两名侦察兵。
这些物资数量并不算多，却极其珍贵。根据地缺枪少弹，一枚手雷往往要留到关键时刻使用，几十发子弹也可能决定一次突围能否成功。更重要的是，杨仲信带来的消息让清河军区有了提前转移人员、调整哨位和准备伏击的时间。
为了让两人顺利脱身，杨仲信还需要继续留在伪军队伍中。流传故事中提到，李干事临走前朝他的腿部开了一枪，借此造成双方交火、杨仲信负伤的假象。这个细节带有明显的故事化色彩，是否确有其事，还需要更可靠的档案材料核实。但从敌后工作的逻辑看，潜伏人员一旦公开帮助八路军，往往必须留下能够解释自身行为的“证据”。
李干事和王恺带着情报离开后，杨仲信没有立即撤走，而是继续以伪军身份掩护自己。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完成一次接头并不等于任务结束，真正艰难的是如何把身份继续隐藏下去，等待下一次传递消息的机会。
这场行动没有大部队冲锋，也没有炮火连天的阵地争夺，却集中体现了敌后战争的另一面：伪装、暗号、临场判断，以及潜伏人员随时可能暴露的风险。两名侦察兵靠商贩身份进入县城，杨仲信则借敌伪军装保护自己，彼此都在危险边缘寻找一线生机。
县城外的枪声平息后，卖枣的担子消失在道路尽头，伪军队伍里留下了一个“负伤的黄队长”。一场接头由此完成，而清河根据地即将面对的那场扫荡，也因为这份情报有了应对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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