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资本市场的“重击”，对于一家腰部创新药公司来说都是致命的。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马吉英
见习记者 张昊 实习记者 冯一西
编辑|何伊凡
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加科思药业（以下简称“加科思”）的股价还在下跌。
12月21日晚，加科思发布公告称，与阿斯利康就其自主研发的泛KRAS（ Kirsten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的英文缩写）抑制剂产品达成全球独家许可协议。据协议条款，加科思将获得1亿美元的首付款，交易总金额最高达19.15亿美元，以及在中国以外市场实现的净销售额分级特许权使用费。
这被媒体解读为“中国临床阶段小分子抗癌药金额最大的合作”，但在“利好”发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其股价暴跌13.58%。此后几天，依然保持下跌趋势，在12月29日和30日两个交易日，其股价又分别下跌了8.55%和4.89%。12月30日的收盘价相比于12月19日，已跌去约27%。
这给行业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加科思并没有向《中国企业家》说明原因，资本市场普遍认为触发因素是首付款额度低，占整体交易金额的比例低。
“坦率地说，二级市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越了公司在科研方面的认知。”加科思董事长兼联席CEO王印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科思年初股价在1.3港元左右，今年最高涨至近12港元。在他看来，一部分资金方积累了丰厚的短期获利，恰逢年底，选择了“落袋为安”。
王印祥 来源：
加科思官网
“对于很多生物科技公司在公布授权合作后出现短期的获利回吐，我们也有一定预期。”王印祥说。今年以来，资本市场对于授权交易的反应普遍偏冷，包括荣昌生物、诺诚健华、信达生物等创新药企均经历过交易达成后股价下跌的情况。
但这件事或许对加科思有更大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公司，王印祥在2015年成立加科思时，“License out（对外授权交易）”就是明确的核心商业模式。整个组织架构搭建、产品管线设置、资源配置逻辑，都是基于授权交易展开的。
他曾经是当时创新药头部公司贝达药业的总裁，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区分科学家和创业者这两个身份。也是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兴趣在研发之后，他选择了再次创业。
因此在设计加科思时，他有着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只做“First in class（首创产品）”，连当时行业里已经很高级的“Best in class（同类最佳）”，都没在选择范围内，以至于他选择的几乎都是被认为“不可成药”的靶点；为了跑通“License out”的商业模式，他提出核心产品一定要做到全球前三，否则不具备交易价值。
KRAS是加科思重仓的赛道，王印祥说这是目前所有抗肿瘤药物靶点中覆盖患者人群最广的靶点之一，攻克难度极高，因此备受关注且市场潜力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利康今年11月刚刚终止了从祐森健恒引进的KRAS抑制剂产品，理由为管线优先级调整。
而就在两个月前，加科思刚刚完成了一次股权转让交易，将心血管管线资产的部分股权以2亿元左右的总价格出售给了海松资本。王印祥明确提到，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周期长，肿瘤领域更适合当前阶段的发展。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我们关注二级市场，但是不能被带节奏，还是沉下心来认真地把研发做好。”王印祥说。以他过往的风格，以及加科思目前的状态，与阿斯利康的交易或许将进一步推动管线资源向KRAS聚拢。
加科思半年报显示，截止到2025年6月30日，现金、银行存款及分类为金融资产的保本型结构性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0.7亿元。加上下半年的两笔交易，它的现金储备还算充裕。
但在当下复杂的资本环境下，每次“重击”，对于一家腰部创新药公司来说都是致命的。是否有必要对加科思的商业模式、管线设置、交易策略做出修正，面对《中国企业家》的提问，他并未直接给出答案。
理想主义
王印祥是个目标感极强的人，以至于他的职业轨迹在国内创新药行业独一无二。
1965年他出生在河北邯郸的一个农村家庭，中专毕业后长期在当地疾控中心工作。在这样的起点之下，他给自己设置的人生目标就是考上博士。
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攻英文、专业课，除了周日看场电影，其余时间全部在学习。他先是考入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研究生院，之后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还在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系做了博士后研究。
这本来对应着一条跨国药企的典型路径，但2003年，他回国联合创立了贝达药业。彼时，创新药在全球都刚刚兴起，贝达药业自然先发优势明显，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国内的“种子选手”。随着2011年自主研发的“凯美纳”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款小分子抗癌药，贝达药业也奠定了“肺癌之王”“创新药第一股”的行业地位。
而就在2016年贝达药业在创业板上市之后，王印祥隔年就辞去了公司董事、总裁职务，全身心投入了加科思。2015年，加科思就成立了。公司英文名中的“Jacob”在希伯来语中是“抓住”的意思，bio是“生物医药”的词根，这个略显“朴实”的名字或许就是他当时最真实的想法——一定要抓住生物医药这个千载难逢的大机会。
他在2021年接受采访时提到，2008年之前，“Me Too（等效药物）”类产品在国内如入无人之境，没有竞争，但是到2010年以后就很困难了，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而且随着资本介入，License in（许可引进）模式也杀进来了，竞争愈发激烈。
贝达药业之后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他的判断，如今公司市值不到200亿元，已不在创新药行业第一阵营。
但那时从大公司出来全身心投入生物医药并不常见，所有人都说国内缺人才、缺技术，王印祥却看到了“反面”。
美国制药公司研发人员中25%是华人，美国大学的生命科学院里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华人的实验室。而这批人中，有无数人想回国创业，但又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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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设备、人才、经验、平台，为什么不能支持他们回国创业？”他在几家风投基金的支持下，与几位科学家一起创办了加科思。早期，“平台+基金”的公司模式接近于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工场——科学家带着想法和创业梦想回国，就有机会与加科思全方位合作。
王印祥沉浸于这种全新的工作状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从中选择合适的项目一起走完最后一程。他提到每次在海外医药圈演讲结束，都有很多人给他写邮件、发微信。
不论是追求“First in class”，还是坚持“License out”的商业模式，加科思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与当时创新药行业“追随”为主的风格完全相反，引来不少年轻科学家对他的追捧。
但他并没有“拍脑袋”。在他看来，“Best in class”中的“Best”很难界定，要靠大量临床数据检验，要达到市场的公认很难。
而中国的研发成本已经很高，甚至与欧美国家接近。但中国占全球创新药市场的份额还不足10%，如果视野里没有全球市场，投入如此高昂的研发成本，该如何支撑？他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License out”的现实价值。
“国内药企的销售成本在40%~60%，还要刨去一些生产和行政费用。创新药在中国市场目前销售最好的产品每年在20亿~30亿元，利润是非常低的。而一个创新药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每年30亿~100亿美元比较常见，通过License out，即使有10%的全球份额，都会有4亿~15亿美元的收入，而且是纯利润。”
王印祥一直保持着小团队快速试错的状态。相比于大公司动辄上百人的立项团队，加科思一开始只有七八个核心人员。只要有好的项目创意，不用走太多纷杂的申报程序，先是快速在细胞动物实验室里尝试，看到效果就继续推进。
区别于行业用临床批文数量判断一家公司的价值，他那时已经习惯于“投资回报率”的逻辑——对所有资源都有定价，也知道如何把资源的价值体现出来，继而合理地去做资源配置。
虽然瞄准的产品管线都是“First in class”，但加科思在资本市场上的动作并不算多。上市前有两轮股权融资，总金额在1亿美元左右，上市时的融资金额在15亿港元左右。
价值鸿沟
在外界看来，从SHP2到KRAS都是“不可成药”的靶点，加科思总是在做着超出常规的事情。但王印祥一开始就很清楚，市面上容易成药的靶点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靶点只会越来越难做。
第一个切入点SHP2来自于他创立加科思时，已错过了入局PD-1（程序性死亡受体1）的最佳时机，他当时的思路是在PD-1的下游找一个靶点，这样可以趁势而起。
没多久，他就看到了《Cancer Research（癌症研究）》刊出的一篇论文，正是在讨论SHP2蛋白磷酸酶在PD-1下游能起到的关键作用。王印祥大为惊喜，“冥冥之中就像上帝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他在美国从事了十年跟蛋白磷酸化相关的研究工作，这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成药的靶点，几十年来没有做出一个药，而如今终于能跟肿瘤免疫药联系起来了。
这让加科思的起步很顺利。2018年初，公司的SHP2抑制剂先后在美国与国内进入了一期临床试验。“在我们前面仅有诺华的产品，两者进度大概相差半年，加科思和诺华是当时全球唯二开发SHP2靶点的企业。”王印祥说。
2020年，加科思和跨国药企艾伯维签订了专利许可协议，把SHP2抑制剂中国以外的权利授予艾伯维，总交易额超过8.55亿美元。当时创新药行业处在资本风口上，整个行业都在疯狂从国外买产品管线，“反向”交易并不常见，更何况是与艾伯维这样的国际大厂合作。
这本可以让加科思异军突起，不料2022年底，艾伯维退回了权利。原本艾伯维计划用SHP2抑制剂和自己的PD-1联用，但后来它终止了PD-1的开发。
加科思第一次受到资本市场的重击，公告发出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股价下跌17.31%。虽然这笔交易从经营角度是成功的，加科思获得了1.2亿美元左右的收入。
这反而让王印祥对“License out”模式更坚定了。资本市场情况并不好，加科思在开源节流的情况之下，资源更加集中，“‘借船出海’的模式是成立之初就确立的战略。到2024年，加科思将有10个处于全球前三的产品在临床阶段进行全球的临床试验，届时会有更多项目有潜力达成License out交易。”
在他看来，被授权出去的管线权利本身也是企业自身无法消化的，这对于初创阶段的加科思很重要。“大部分的交易不是一次性卖出，只要没有被退货，未来就可能收获持续的里程碑付款，若上市还会有销售分成，这是一个正面的东西。”他提到在与艾伯维的交易中，加科思还拥有全球市场份额中10%以上的销售分成。
虽然License out谈判难度很高，但王印祥也刻意保留中国市场权利。在产品立项阶段，他在考量一个品种时，海外授权和保留中国权利是并列条件。
“首先，如果不把生产和销售体系建起来，我们永远只是一个研发公司，而新药研发不可能永远依赖外部融资；第二，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只有把市场和销售体系全都完善起来，未来才有可能去并购海外企业；第三，行业很多时候都超出我们的预期，让人感觉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需要做好准备，否则只能错失机会。”他说。
与艾伯维交易的终止，也一定程度上推高了KRAS抑制剂的战略权重。加科思此前就调整了研发策略——把SHP2抑制剂从和PD-1联用，转向了和KRAS抑制剂联用。
在加科思对《中国企业家》的回复中提到，KRAS是人类肿瘤中最常见的驱动突变之一，覆盖约四分之一的实体瘤患者，但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成药”。在年初的电话会议上，王印祥提到KRAS是值得持续开发20年的通路。
加科思也提到，KRAS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耐心验证的赛道，当前全球仍处于探索和分化阶段，不同公司在分子设计路径、选择性、安全性窗口以及联合策略上差异明显，尚未形成绝对领先者。
不过，这正是王印祥最“舒服”的状态。他曾提到过一个务虚的产品观——“大道至简”，“每一种疾病复杂的发病机制背后，也许都有一个关键因素。新药开发如果有‘至简的大道’，那么这个‘大道’不应该被解释得太复杂。”
无论如何，跟阿斯利康的合作，都会让王印祥在KRAS赛道上有更大的胜算。王印祥也提到美国药企Revolution Medicines，这个常年被拿来跟加科思对标的公司仅凭一个产品，如今市值已超150亿美元，加科思市值只有50亿港元左右，他首先要想办法跨越这个“价值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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